这周五和从日本过来的朋友Fancy见面了。Fancy应该算是中国自然教育界举重若轻的人物了。她是把日本自然教育带入中国的使者之一，也创办了很多中日自然教育交流活动。
初识Fancy是在一场关于自然教育的线上培训上。培训后，我加了Fancy微信。彼时我在千叶，她在东京三鹰，我们离得也不远，便在春天樱花满开的季节去拜访了她。
我研究生时期的论文是关于国内自然教育的，这也是最初为什么我想要拜访Fancy。第一次见面我们就聊了很多有关以及无关自然教育的事，包括之后的职业选择等等。后来我作为志愿者参加了她主要发起的东亚地球市民村，还有国内过来的自然学校访学团等。
还记得18年10月，在回国前一天，我去拜访Fancy，我俩一起吃了日本人开的水饺店，还去了一个当地小而有趣的天文科普馆。并再次进行了什么是可持续生活、和有关以及无关自然教育的讨论。
彼此Fancy说我对自然教育的理解比一年前深刻多了。我感到很欣慰。虽然毕业论文并没有拿到自己满意的成绩，但两年对这个课题的探索还是让自己收获了很多新的认知。
为什么我最初会想做自然教育这个课题呢？两个直接动机。一个是大学时期在野外做志愿活动时听到同龄人说这是她第一次在野外烤番薯，我感到惊讶，不过很快意识到，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可能大多没有这样的经历，就觉得有些悲哀。另一个就是我读到了《林间最后的小孩》这本书，了解了“自然缺失症”，受到一定程度的震撼。
再往前追溯，成因就比较复杂了。在自然中有过的快乐时光、对环保问题的关注、初中读的《中国虎》对我的影响等等。在大学做环保社团是另一个契机，让我把对环保问题的关注从客观影响扩大到这些问题中人和环境的关系上。当然还包括看了《垃圾围城》这类纪录片，以及做了垃圾议题的本科研究。
到现在我对自己的研究生论文都仍感到不甘。自然教育在中国仍是一个新兴产业，我甚至一度不知道要聚焦到那个具体的议题，更对在这个课题中去探讨人与自然关系这样宏大的话题感到无所适从。
论文完成的那一刻，并没有多大的成就感和喜悦感，反而觉得这个课题还远未结束，我还有很多真正想表达的东西没有表达出来。
出于一些原因，毕业后我没有投身于自然教育事业，而是选择了海洋公益。虽然多少有关公益（或说谋求社会利益）的事，但两者仍然差别很大。
毕业后进入的这家机构所探讨的话题一度超过我的许多认知，触角也伸到了社会方方面面，因为它想要探寻解决之道的是一个wicked problem（最近新学了一个词叫VUCA，感觉意思差不多，复杂的、难以解决的问题）。
这家机构企图解决与渔业相关的复杂问题。之所以说它复杂，因为它关于野生渔业资源（自然环境）、渔民（人、文化和本土知识）、水产行业（社会系统）等等。这和sustainability science探讨的问题倒是颇为相似，跨界、模糊、复杂……【此处应有一个“突然后悔研究生时期没有再多学习一些有关sustainability实际案例”.jpg】
而它和自然教育之间的关系，也是我最近模糊有些感觉的是，渔民和海洋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最为鲜活的呈现人与自然关系的例子之一。说实话，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正儿八经接触到渔民和渔民文化，甚至在最开始时还有些抵触——他们和我到底有什么关系？但后来我似乎慢慢有了些感觉，为什么他们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人群。他们绝不是生活在别处的他者，他们自古在海上搏斗，靠海吃海。他们孕育了灿烂的海洋文化，形成了独特的洒脱性格。无论住在内地还是沿海城市，我们和海都脱不了干系。文明自水边起，鱼是我们最古老的的食物之一。舟楫摇荡，成了水墨画中的文化符号；渔舟唱晚，伴着天气预报的播报声随我们成长。
当我们会为亚马逊森林的消失而惆怅、为华南虎的几近灭绝而流泪时，那么，对于另一种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挣扎是不是也应该怀有一种悲悯呢？更何况，他们离我还更近些。
我也不知我这样的解释算不算牵强。我在这个解决渔业问题的NGO也的确感受到专业能力短板，也不确定我能给它带去怎样的改变。我只能不断坚持，相信自己的学习能力，尝试快速反应，心里怀着的还是对人与自然共生关系的追求。
周五和Fancy聊到自己在工作后突然发现自己缺乏很多东西，以及对中国社会的不了解。Fancy说我成长了。一年前，她说我对自然教育的了解更多了。一年后，我可能对这个社会的了解更多了些罢。也突然发现自己对自然教育的怀念，和并未消退的热情。也庆幸，自己所在的领域仍和自然教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是我的故事，你的呢？你第一次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什么时候？是什么触发了你的思考呢？
